梵蒂冈 - 在记忆与预言之间，中国上海教务会议文件的启示

di Gianni Valente
在塔格莱枢机的总结之前，在所有让我们感受到上海会议影响力的报告之后，我的发言集中在一些细节上。因为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伟大传教直觉并不仅仅停留在原则声明上，而是具体体现在大量明确而详细的准则中，这些准则在法令中和决议案中审批颁布。
在提及各个条文之前，先做一个总体的说明： 中国教务会议围绕着两个主要框架展开，即《1917年教会法典》和宗座牧函《夫至大》。中国教务会议的文件，并且大量引用了宗座牧函《夫至大》。这意味着中国教务议遵循了教会的纪律，正是在这种传统的方式，会议才能产生大胆、创新的改革，以及针对特定情况的调整。而这些正是传教法的力量和有效处所在。
摆脱殖民
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规定和决议案都被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迫切地使中国的天主教和活动摆脱束缚，即一切可能使教会看起来像是为外国势力服务殖民的束缚。会议不断强调不要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政策的宗教的附庸。
我提及其中的一些命令：
• 首先，会议要求外国传教士不参与与本国和其他外国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不加入政治协会，除非得到自己主教的特别豁免。
• 第25条规定，传教士在传教和工作中必须避免“使当地人长期存在的偏见，即传播信仰是为了给某个或者国家带来利益”（§ 25）。
• • 教堂和传教所的标牌和招牌必须使用中文字符，并且不应包含对外国国家和民族的任何提及。所有的信徒、传教士和神父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所有正当法律。
• • 对于仍然保证外国势力保护传教活动的法律，会议将关于“保护权”的所有问题交由圣座决定。但同时，会议规定尽可能少地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只有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
会议表达的26条建议中的第一条呼吁根据宗座传信部之前的法令（1924年3月26日），要求从教堂和传教所移除先前悬挂的外国国旗和标志。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那些去这些教堂和传教所的天主教徒被指控为不爱国。
在涉及教堂和传教建筑的法令中（第448条至第453条），建议采用中国的建筑风格，以区别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并避免与外国使馆区混同。特别强调，这些使馆区在中国公民眼中显得令人厌恶。
• 公会议承认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是正当的，并且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中国与外国发生冲突时，建议传教士谨慎行事，保持中立态度，避免将对外国势力的怨恨转向传教活动。
• 要求传教士与中国当局建立友好关系，增加接触，以提升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声望。《法典》第698条中写道：“通过与当局的良好关系，可以消除偏见，有时可以避免迫害，并且更容易为教会争取利益。”
许多规范和法令包含针对传教士的规定，以使他们摆脱看似殖民时代遗留的习俗。前提条件——例如在第18条会议法令中表述的那样——是“任何修会都不应将传教视为其私事，也不应将传教视为其休会的财产”。
在这方面，最具象征意义的规定之一是废除在公共活动中的跪拜礼和优先权。
在公会议之前，教友被要求在传教士面前跪拜以示尊重。这一做法曾经被认为是与中国的礼仪，为有权威的人所保留下来的。公会法令的第54条废除了跪拜，改为简单地低头鞠躬。这一改变是刚恒毅主教烈推动的，他在抵达中国时被传教士跪拜的情景所困扰。
中国教务会议的规定要求传教士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它们敦促他们深入学习当地语言，以流利且正确地说汉语（不满足于粗浅的了解）；提醒他们不应批评中国人民的习俗、风俗和法律；关于服装，要求传教士穿着他们的宗教服装，避免穿着西式世俗服装；传教士还被要求避免推广自己母语的学习。
一切为了传扬基督
但是中国教务会议记录并不是一本修正过去错误的手册。每一页都关乎未来。人们试图摆脱殖民主义的负担，更加热切地希望在中国能够兴起一支年轻的本地教会。
这次教务会议重申，当一个教会拥有自己的教堂和本地的神职队伍时，它才能真正称得上根植于一个地方的教会。第131条规定，对于显示出合适性的本地神职人员，不得禁止其担任任何教会职务。第132条要求尽早开始从中国神职人员中选拔主教候选人。
在鼓励传教士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的呼吁背后，也意味着需要设想在由来自其他国家的主教领导的教会中，传教士与本地神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外籍的传教士对本地神职人员的傲慢态度会带有歧视性的语气，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这次中国教会会议促进了本地修会团体的建立。会议议程还包括成立专家委员会，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以及其他负责编写教理问答、教材和出版公告的委员会。
有58条条款专门针对学校和教育事业。其他条款则涉及慈善事业，强调这些事业并非单纯的社会救助，而是在对穷人和受苦者的慈爱中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和他“为了拯救灵魂”的作为。
许多准则是为平信徒保留的，强调迫切需要促进平信徒团体的建立，特别是要重视教理的工作。第47章专门用8条准则讨论教理传授，要求他们具备良好的准备，并充满使徒热情，以免被非基督徒视为单纯为了薪水而传教的雇佣兵。
当没有神父时，负责团体的平信徒也被授权主持洗礼和祝福婚礼，并召集团体祈祷。
在第四卷（《关于福传工作》）中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指示，例如，邀请教区主教“频繁且简短”写的牧函，以父亲的身份跟进团体的进程，并强调要按照《教会法典》建立的合议机构来构建教会共融。
第584条强调了在各个代牧区召开公会议，主教会议、和神职人员会议的必要性，以及定期举行地区和全体公会议，其中后者至少每20年举行一次。
此外，其中一条建议向圣座提出，要求对教区和教会管辖区进行新的划分，从现有的5个地区调整为17个教会管辖区，大致对应当时的省级行政区划。
这次教务会议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和关怀的注解和规定。建议重视中国传统美德，如对父母的孝道，同时禁止天主教徒由家庭为未成年子女安排的婚姻。
对与葬礼相关的被称为“迷信”的做法及一些 中欧力仍然保持距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礼仪”（刚恒毅主教的说法）的可怕问题仍未解决。与此同时，也强调了摒弃优越感关于中国文化和习俗。
第709条承认，许多迷信源于儒教、佛教和道教，但指出应将孔子、孟子和老子视为生活在基督之前的哲学家，他们认可并追随重要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人物不应被神化，但也不应被妖魔化或排斥。
有一个具体问题在会议中倡导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那就是会议提到的鸦片问题。由于西方列强的犯罪政策和地缘政治策略，鸦片在中国人口中造成了大量受害者。
天主教会在上海会议上提出了详细的规定，以帮助根除这一灾难。要求代牧们成立平信徒委员会，组织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第431条）。鸦片的种植和吸食被天主教禁止（第432条）。
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意味着什么是众所周知的。英国轰炸中国港口，发动了“鸦片战争”，用炮火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这是殖民政策对中国最为罪恶的一幕之一。而在上海会议上，立场是明确的。
最后一点注释：中国教务会议几乎被当时的传教专业报刊所忽视。当时最重要的杂志仅仅转载了《罗马观察报》的一篇文章。他们对《夫至大》宗座牧函也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百年过去了，可以说他们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关于他们的工作。那时的传教士报刊编辑们被固有的刻板印象所束缚，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中，那个神秘的回声是使教会教会活跃并在历史长河中前行。
（Agenzia Fides 22/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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